[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6月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以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同时，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下调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6月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以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
（1）对“三农”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对“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3）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进一步鼓励其发挥好提高企业资金运用效率的作用。
同时，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8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一举多得！央行降准减息的时机来临！
继上周遭遇7年来周跌幅的“黑色端午节”之后，本周A股再次震荡下行。截止6月26日收盘，沪指跌至4192.87点，较之前近5200点点回落约20%，者信心跌落谷底，牛市结束论亦扶摇直上。
可以看到，本轮股市大跌与决策层积极规范场外配资和加大IPO融资等举措密切相关。在笔者看来，上述措施有助于防范股市泡沫，确保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政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经验表明，单一政策如果缺乏配套措施往往会产生放大效应，导致市场反应过度，甚至造成踩踏。例如，当前A股蓝筹估值并不高，相对于上证A股整体22倍、创业版142倍的市盈率，银行股市盈率还不足8倍，但也在周五遭遇重挫。政策利空导致的无区分的全面回调很难说是市场更加健康的标志。
从这个角度而言，措施落地后效果能否符合初衷，不仅取决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还需有合适的配套措施。实际上，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通胀较低且企业实际利率较高，笔者年前就做出了年内三次降息、五次降准的判断。而近一段时间，出于政策宽松或将助涨股市疯牛的担忧，降息、降准时点有所推迟。因此，笔者建议，借此管理层清理场外融资，防范股市风险之时，推出降息、降准不仅是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通缩风险之下相机抉择的重要表现，也能防止预期混乱、对场外配资清理等规范股市政策起到对冲之效，一举多得。
针对本轮资本市场的大幅上涨，在笔者看来，A股市场从去年年中发力，告别2000点实现一定程度的上涨是有基础的，流动性宽松，改革预期兑现等原因都有助于A股的估值修复。然而，在经历了一年的快速上涨后，越来越多的风险也在显现，比如当前估值明显偏高，经济低迷与股市背离，改革预期远远领先于政策落地，股市财富效应与支持实体经济收效甚微，者加大金融与社会风险等等，值得管理层与人保持警惕。
不难发现，应对上述风险，官方近一个阶段态度也有所调整。例如，官方媒体减少对资本市场有倾向性的言论，加大对融资进行规范等等。在笔者看来，上述调整符合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也能避免者产生股市只涨不跌的预期，防范金融风险，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经验表明，好的初衷能否收到良好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更要考虑到是否采取配套政策，对其外溢性风险做好防范。以43号文为例，去年决策层推进财政改革的决心与力度有目共睹，43号文明确规范了政府融资平台行为，并为地方政府“开前门、堵后门”，是财税改革步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
但是，由于当时并没有太多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可以看到，受对地方融资平台严格措施落地的影响，地方政府早前曾一度无法保证在建项目开工，造成固定资产一路下滑的局面，反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总结对其风险考虑不周之处，其后2万亿债务置换相继推出，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才较好的防范了财政悬崖风险，起到了既促改革，也不失稳增长的作用。
同理，在笔者看来，现在降息、降准恰逢其时。原因在于，从基本面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继续下滑。一季度GDP回落至7%，名义增速仅为5.8%；同时，考虑到同期受资本市场反弹带动的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实体运行经济的情况可能更要差于预期。
截止今年前5个月，中国经济数据更是逐月走低，目前为止，并未看到止跌趋势。是方面，1-5月，固定资产总额累计增速从上月的同比12%继续下滑至11.4%，降至2001年以来的新低。在笔者看来，若要保持今年GDP7%的增长与13.5%的固定资产，基建或许需要维持在25%左右的增速，因此未来保证合理的资金配套仍是关键。
此外，今年全球经济也比预想更困难、更复杂。美联储推迟加息、欧洲日本经济处于困境之中，大规模QE正在推出。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面临困境，是俄罗斯、巴西陷入负增长拖累相关出口。因此，全球经济不稳定与量化宽松是也使得中国面临的外部面临挑战，人民币相对非美元货币保持强势同样削弱着中国出口竞争力。因此，海内外经济低迷、实体经济运行乏力之下，借助当前通胀水平整体处于低位的时机，及时降准、降息确有必要。
毫无疑问，早前降息、降准推迟并非基本面好转，而与政策宽松或将助涨股市疯牛的担忧有关，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按此逻辑，当前决策层规范股票市场，抑制场外配资活动，对高管违反承诺的减持行为进行查处确实必要。但造成预期混乱，股市踩踏发生也并非促进股市健康发展的初衷，借此机会降准降息一方面有助于稳增长，进而为企业盈利提供支持，降低泡沫，另一方面也能防范利空因素放大，对冲控制的负面冲击，一举多得。
实际上，政策协调配套可以起到较好效果，应该推而广之。比如，应对经济下滑，不仅需要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宽松也必不可少。考虑到今年地方债到期金额近3万亿，进一步增加置换额度仍有必要。此外，用好财政资金存量在当前财政收入面临较大压力之时也尤为重要，如今当前近3.5万亿的财政存款，如能继续将此部分资金用于民生支出及减税，将既能稳增长，也能起到调结构的作用。
更进一步，政策出台时效性也至关重要。稳增长与改革措施的推出，时效对政策效果影响大。比如，2万亿地方债置换如不及时实施，经济进一步下滑，会酿成地区性债务危机。
同样，降准降息如果被延误，市场悲观情绪恶化，形成更多的融资盘爆仓，据报道目前有九成配资接近爆仓预警，如果任其风险暴露，将有连锁反映，其后政策再出手防止金融动荡的难度就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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